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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机遇和挑战的交汇点，2023年首届阔然NGP与肿瘤精准诊疗生态峰会近日圆满落幕。此次盛会汇聚了领先专家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病理学领域的最新发展和未来方向。 开幕致辞 峰会在卜令斌董事长的热情欢迎辞下拉开了序幕。卜令斌先生强调，行业发展的使命，我们谨记在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阔然生物始终拥抱变革，坚持做精准医疗的践行者，我们非常愿意与行业内同仁同舟共济，用精准医疗帮助每一个人。行业的发展需要我们孺子牛的开拓精神，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坚定精准医疗的初衷，上下求索，用更可及、更快捷、更普惠的技术和产品，改变临床研究和临床治疗的现状。卜令斌先生引用一句名言与现场嘉宾共勉，“想要做成伟大的事情，要多去关注自己的可能性，而非局限性。”医药行业是长坡厚雪的行业，只要人们对于健康追求的需求存在，我们终将迎来彩虹。 在开幕式上，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施决兵先生和闵行区经委主任李丽女士也表示了对创新企业的期待和支持。施决兵先生，同时也是临港集团的副总经济师。在此次会议上强调了对出席的创新企业的期望。施决兵先生期望这些企业能够继续扎根于这片热土，为浦江的建设、闵行的发展以及临港的引领发挥新的作用和贡献。 闵行区经委李丽主任，强调了像阔然这样的创新企业的重要性。对专注于浦江片区的创新企业，她希望创新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相关政策，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作机制。政府相关部门承担“店小二”角色，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以助力像阔然这样的创新企业取得更大发展。 专业学术演讲 阔然很荣幸邀请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理专家朱虹光主任，在他的学术演讲中，首先强调了对中国医疗器械的期待，指出中国医疗器械必将崛起。他认为，国内医疗器械技术的迅速发展将对淋巴结研究和临床应用产生积极影响。这一期待背后，是对国产医疗器械的信心和期望。随后，他深入探讨了三级淋巴结结构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详细解释了淋巴结在人体免疫系统中的层级结构，包括初级、次级和三级淋巴结，以及它们在免疫反应中的作用。这一深入分析构建了对医学领域的坚实基础和理论支持。 另外一个重磅嘉宾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黄琛博士。在她的演讲中，黄琛博士强调了多重免疫荧光技术在肿瘤领域的关键作用。这项技术不仅可以同时检测多个蛋白质靶标，还为肿瘤免疫微环境研究、肿瘤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了高效的工具。她详细解释了技术的原理、实验方案、关键步骤和数据分析流程，强调了其在医学研究中的巨大应用潜力。黄琛博士还强调了一点，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是最有可能实现临床转化和落地的技术，这意味着它在临床应用中具有巨大的可行性和价值。最令人鼓舞的是，多重免疫荧光技术仅需一张石蜡切片样本就能实现，凸显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高效性和可靠性。 她还提到，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的SWOT分析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有显著优势，如多标志物检测、空间信息揭示和治疗反应评估。尽管存在成本高、专业培训和样本保存难度等劣势，但机会巨大，包括多研究者参与、生物标记物发现和临床检测平台建立。然而，需要解决前处理标准问题和图像数据分析挑战。结合阔然的使命，我们期望克服这些挑战，推动下一代病理技术在免疫治疗中的应用，提供更精准的医疗服务。 企业战略与市场前景 峰会还见证了阔然与Akoya Biosciences之间的战略合作，这是本次峰会的一大亮点。鲍梅艳女士代表Akoya Biosciences详细阐述了这项合作如何助力病理NGP方案的成功实施，为未来医学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市场战略环节由创新市场部总监林琳女士呈现，她特别强调了市场分析和蓝海领域的潜在机会，为医学领域的创新与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视野和灵感来源。 解决方案与未来展望 峰会后半段焦点转向了解决方案与未来展望。阔然医学经理程瑶博士和创新研究院院长周文涛博士分别介绍了NGP和NGS一站式解决方案，并强调了技术迭代和全方位支持在推动精准医疗发展中的重要性。周文涛博士还就MRD检测的成本、技术和临床接受度等方面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解决方案。 峰会在实地参观病理实验室的环节中圆满结束，所有参与者共同见证了阔然在病理学领域的努力和硕果。 我们期待与您共同探索未来的机遇，共同开创病理学领域的新篇章！再次感谢所有参与者和嘉宾的参与，让我们携手前行，共创辉煌！ END

点击图片跳转会议日程及报名方式 2023Elab第六届易贸医学检验实验室发展大会将于2023年9月8-9日在上海举行。大会面向第三方医学检验和体外诊断产业，设立16场专场论坛、18场嘉宾访谈、40场主题报告、邀请70位嘉宾、1500位参会观众、500家IVD&ICL企业。大会将聚焦新技术、新平台、LDT业务上下游联动及新适应症项目开发，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发转化，从技术开发到临床检验，从政府科研到企业商业化，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推动IVD企业和医学检验实验室更多创新产品开发及更好建设发展。这次，易贸医疗携手阔然生物，于9月7日在上海举办会前特邀活动——阔然赢在未来:下一代病理NGP与肿瘤精准诊疗生态峰会，不仅有引人注目的学术分享，还有首发当天的NGS+NGP全球先锋技术展示！敬请您的光临，共同探索病理学和肿瘤精准诊疗的未来！      

行业背景 当前肺癌基因检测诊疗领域热度最高、讨论最多的当属MRD。 MRD即微小残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或可测量残留病灶（measurable residual disease），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血液系统肿瘤，血液系统肿瘤患者在治疗后可通过流式细胞术、定量PCR、二代测序（NGS）等高灵敏度检测方法对骨髓或外周血样本中可能存在的微量克隆肿瘤细胞进行检测，以评估治疗后患者体内的肿瘤残留状态。经过血液系统肿瘤MRD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科学家们开始尝试将该技术推广应用到实体瘤当中。 肺癌领域诞生了首个实体瘤相关MRD专家共识，在2021年第18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上，吴一龙教授发表了题为《肺癌分子（微小）残留病灶：共识和争鸣》的主题演讲，并在最后总结部分介绍了有关肺癌MRD定义、检测技术和临床应用场景（早期，中期，晚期）的专家共识。 胃癌方面，《2022年胃癌高通量测序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指出，MRD检测具有指导个性化辅助和巩固治疗的潜在价值，动态监测ctDNA水平有助于评估晚期胃癌治疗效果和耐药性。 结直肠癌方面，2022版NCCN结直肠癌诊疗指南推荐ctDNA可作为早中期结直肠癌的术后复发预测指标，并指导II-III期结肠癌患者的辅助治疗。 此外，还有许多MRD相关临床研究，2019年发表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的一篇文章指出，术后ctDNA或MRD阳性是预测早期肝癌术后复发与生存更为灵敏的生物标志物。在早期胰腺癌当中，ctDNA可预测可手术胰腺癌的复发和预后。在晚期胰腺癌当中，较高水平ctDNA也是预后较差的独立预测因素。同样地，术后ctDNA或MRD阳性也可提示乳腺癌术后复发高风险。总的来说，目前有临床证据支持ctDNA NGS检测应用于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卵巢癌等实体瘤的疗效评价和预后预测，ctDNA水平定量和动态分析有望成为新兴的疗效和预后评估途径。 实际上，前文所提及的ctDNA并不等同于MRD，只有能够稳定检出万分之二水平分子残留病灶的ctDNA才能被称为MRD，这就非常考验一个实验室的检测技术。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MRD 的应用场景，对于早期肿瘤根治术后患者，MRD 阳性通常提示复发风险高，需进行密切随访管理，建议每3-6个月进行一次 MRD 监测以早期发现肿瘤复发。还可根据 MRD 检测结果评估肿瘤进展风险，指导手术方式，实现精准化治疗。 对于晚期肿瘤患者，MRD检测有助于判断预后并制定后续治疗策略。可以开展基于 MRD 的化放疗后巩固治疗的临床试验，提供精准的巩固治疗方案，延长肿瘤缓解持续时间。 总的来说，MRD的检测可评估肿瘤复发或进展风险和疗效，并可用于耐药监测分析和治疗策略调整。 请您介绍阔然基因实体瘤MRD检测产品所采用的技术平台。 周文涛博士：实体瘤MRD检测其实是一个对技术要求更高的液体活检技术的临床应用，阔然基因采用NGS平台进行MRD检测。MRD检测和常规用于用药指导的液体活检应用场景不同，MRD检测通常是在手术后进行，此时患者体内肿瘤病灶已被切除，而复发前期影像学上基本无法观察到微小肿瘤病灶，因此相应血液中ctDNA的信号极低，通常在10-4级别；而用于用药指导的液体活检多是在手术前，肿瘤明显可见，相应血液中的ctDNA信号更高，一般高于10-3。因此专家共识中通常要求MRD检测技术可以稳定检出0.01-0.02%的基因突变，而用于用药指导的液体活检只需做到0.1%。 阔然基因针对ctDNA液体活检低样本量、低丰度和非随机片段化的特点，优化液相杂交捕获探针设计及制备工艺，同时改良ctDNA建库及液相杂交捕获的试剂和实验流程，开发对应超低频突变鉴定的生信分析算法和流程，突破液体活检底层技术。基于该技术平台的ctDNA液体活检分子回收率高达65%，0.01%级别的MRD样本五次重复检测均为阳性，且特异性良好，阴性样本五次重复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真正做到稳定检测10-4级别的MRD。 阔然基因的MRD检测产品采用的是Tumor-informed策略，还是Tumor-naïve策略？ 周文涛博士：两种MRD检测策略各有优劣，Tumor-informed可以做到更精准地个性化追踪MRD，但是无法同时检测新发突变和耐药突变，而新发突变也是非常明确的肿瘤进展指征，耐药突变也是患者诊疗过程中所必须检测的，两者对患者治疗和预后都非常重要；Tumor-naïve虽然检测范围包含了肿瘤热点突变，可以同时检测新发突变和耐药突变，但由于肿瘤异质性较强，如果患者的肿瘤特异性突变不在设计的个性化panel范围内，则会出现假阴性的检测结果，无法做到精准的个性化MRD追踪。 阔然基因突破液体活检液相杂交捕获探针设计和制备工艺，推出全新的Tumor-informed + Tumor-naïve的MRD检测策略。先对肿瘤组织进行全外显子测序（WES），准确找到患者肿瘤组织特异性突变，同时针对不同肿瘤类型，设计一个具有个性化的热点panel。如果患者肿瘤特异性的突变在热点panel范围内，就可以直接用热点panel进行血液MRD检测；如果不在热点panel范围内，则合成相应突变探针，添加到热点panel的探针中，形成该患者个性化定制的panel，然后用该热点 + 个性化panel进行血液MRD检测。全新的MRD检测策略融合了两种传统检测策略的优点，既可以进行准确地个性化MRD追踪，也可以同时检测新发突变和耐药突变。 阔然基因MRD检测产品有哪些优势？ 周文涛博士：第一，Tumor-informed + Tumor-naïve做到鱼和熊掌兼得，比传统单策略MRD检测更准确，更符合临床需求； 第二，采用肿瘤组织WES初检，扫描基因组中20000多个基因，准确找出患者肿瘤特异性突变，作为精准MRD追踪的主要靶标，同时给患者提供准确的用药指导； 第三，血液检测测序深度达到200000×，为MRD检测灵敏度提供有力保障； 第四，个性化定制不影响检测周期，10个自然日即可收到MRD检测报告。 目前MRD产品临床应用推广有哪些阻碍，阔然基因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周文涛博士：最大的阻碍应该是检测成本，如果常规方法做到Tumor-informed + Tumor-naïve，检测成本肯定远超临床患者可承受的范围，阔然基因通过多年的底层技术研发，将Tumor-informed + Tumor-naïve做到和常规单策略检测同样的费用级别，让每位患者花同样的钱，享受更精准、更全面的MRD检测服务。 其次应该是检测技术上的难题，只有真正做到10-4级别的液体活检，才能保证MRD检测质量，给临床提供准确的诊疗指导，MRD检测才能被越来越多的医生以及患者接受。阔然基因针对液体活检特点优化全套检测方法后，真正做到了0.01%级别的MRD稳定检出。 最后应该是目前临床上对MRD的接受度不足，特别是在二三线城市，对MRD的临床意义认识不足，阔然基因通过组织各种会议和活动，公众号等自媒体来宣传MRD检测技术和临床意义，让更多的医生和患者了解MRD技术，推动全国精准医疗的进步。 肺癌患者通常分期越早术后复发风险越低，目前主要基于病理类型、分期和分子分型进行综合诊疗。在实际临床诊疗中，现有的影像分期及病理学等方法并不能精准识别高复发风险和过度治疗人群，请问是否有更理想的生物标志物能够进行相关提示呢？ 沈波教授：当前主要依靠病理分期来对患者术后复发风险进行分层，在很长时间一直是指导我们进行规范化临床实践的首要指标。随着精准治疗时代医疗技术飞跃，从技术的创新到基础科研应用再到临床转化，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技术迭代已经开始在现实的临床应用上大展拳脚，比如液体活检技术。 MRD检测作为当前液体活检技术的主角，近年变得相当热门，行业指南、共识和多个大型前瞻性临床研究都表明：术后MRD阴性患者复发风险比MRD阳性患者更低，这对于患者风险分层的精确判定可能是一个不劣于甚至优于临床分期的指标，不少大型MRD观察性临床研究结果让我们看到，术后MRD阳性患者从辅助治疗中获益显著，而MRD阴性则获益较少，提示MRD阴性患者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过度治疗。 MRD检测热潮已经到来，那您认为该技术和传统的基于组织样本的基因检测区别在哪？与组织检测是一种互补关系还是说有可能替代传统基于组织样本的基因检测呢？沈波教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到，ctDNA检测与组织检测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达到70%~90%左右，特别是在晚期肿瘤中。此外，两者检测结果虽然存在部分差异，但能形成很好的互补。肿瘤组织的检测能真实且灵敏的反应个体肿瘤当前的生物学信息，对于初诊患者有重要的临床用药指导作用，但对于一些无法获取肿瘤组织、肿瘤组织太小或放化疗/多轮用药后患者，样本临床可及性较差，而ctDNA检测能很好的克服这种临床取样的困难。此外，它几乎无创且可反复取样，还能规避组织检测中存在的肿瘤异质性问题，所以在很多具体的临床应用中，ctDNA检测和肿瘤组织的检测可以形成很好的互补效应，特别是在预后评估、复发监测、疗效预测和耐药分析方面，ctDNA检测有着绝对的技术优势。 前面您也提到MRD检测对于早期术后低复发风险人群的筛选意义，那对于肺癌晚期患者，MRD检测是否也有同样的应用和探索价值？ 沈波教授：上面就提到“特别是在晚期肿瘤患者中肿瘤组织与血液ctDNA一致性更高”晚期肿瘤ctDNA释放入血液中浓度更高，我们更容易检测到ctDNA，相较于肿瘤组织检测能更全面地反应肿瘤突变信息。 《非小细胞肺癌分子残留病灶专家共识》明确提出“局晚期NSCLC根治性化放疗后完全缓解患者，建议检测MRD，有助于判断预后和制定进一步的治疗策略；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系统治疗后完全缓解患者，建议检测MRD，有助于判断预后和制定进一步的治疗策略”，MRD检测还有助于识别晚期耐药机制。 关于MRD的应用前景，您认为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还需要针对性解决哪些问题呢？沈波教授：对于MRD在指导临床治疗决策中的作用，无论是晚期还是早期，都仍需要更多的干预性临床研究来验证MRD的临床有效性。比如早期术后MRD阴性患者是否更适合降级治疗或仅随访，晚期患者是否可以根据MRD检测早于影像学而调整临床治疗方案，实现药物假期以避免药物毒副作用和减少经济负担，这些和患者自身利益和临床诊疗息息相关的问题，最终的谜底可能都需要未来的大型前瞻性研究来揭晓。 此外，MRD检测技术在未来还需要继续迭代和创新。在患者血液中精确探测到微量的ctDNA信号，需要超高灵敏度的检测技术，现在我们已经能窥见一斑：比如创新上通过检测更多生物标志物，包括增加生物标志物的数量与种类、突变+甲基化联合检测探索、突变+染色体联合检测探索、特定算法平台降噪和AI挖掘重要位点提高检测性价比等等，这些技术上的创新及验证都将在未来进一步提升MRD技术的应用竞争力和临床普及性。 目前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肠癌MRD领域的重磅研究成果，在单癌种上结直肠癌MRD相关研究进展较快，请问MRD检测对于您的日常临床诊疗带来了哪些新思考？ 韩正祥教授：就拿我们在临床中常常被困扰的问题为例“指南建议高风险临床病理特征II期结肠癌患者考虑辅助化疗”然而目前对高风险的定义并不充分的，一些具有高风险特征的癌症患者不会复发，而一些被认为是低风险的患者却会复发；即使高风险患者进行辅助化疗，带来的生存益处＜5%，许多患者暴露在不必要的化疗中。MRD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拨开这些临床迷雾的利器，所以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到MRD指导结直肠癌辅助治疗决策临床试验队列中。 MRD在肠癌中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就是复发风险预判，比如患者根治性治疗后的复发监测，那您能谈谈和传统的血清学标志物（CEA、CA199）和影像学比较有哪些优势？针对术后随访的患者您会给出什么建议呢？韩正祥教授：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数据表明，MRD检测能够较临床现有手段更早识别肿瘤复发，MRD在监测肠癌复发方面表现优于血清学标志物，对比影像学监测到复发时间平均能提前8.7个月，而且随着纵向血液动态监测次数增多，对于复发预测（PPV和NPV）的精准性会进一步提高。当然，任何一个检测手段都不是百分之百完美的，也存在一些特定临床场景MRD不能识别覆盖到的，比如当影像学、血清标志物与MRD检测结果不一致时，CEA出现小幅升高给临床医生带来治疗困惑时，那么这些时候我们就需要联合这几个指标综合去判定患者当前的真实情况，为患者给出最合适的诊疗建议。 无论对于II/III期还是可手术的非转移性结直肠患者，您认为术后MRD检测阳性和阴性对患者有怎样的意义呢？ 韩正祥教授：我们知道肠癌的热点基因突变较集中，最主要的突变是RAS、BRAF；与野生型相比，两基因突变患者的预后和生存较差，BRAF基因突变患者的预后劣势更为明显。当我们在患者血液中，利用足够的测序深度、覆盖包括RAS、BRAF等足够多检测位点以及有可靠生信分析的前提下，MRD检测是阴性，我们就可以认为当前肿瘤患者体内无微小残留病灶，或者是处于当前检测技术的检测阈值以下，肿瘤手术切除较干净，那么患者术后复发风险较低。如果MRD检测是阳性，则说明患者体内大概率存在微小残留病灶，那么患者的复发风险会较高，预后也较差，临床就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状况。 除了MRD检测阳性或阴性的定性判定，在治疗或监测过程中，我们还可结合多次检测结果评估ctDNA突变丰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能准确地反应患者分子疾病负荷，有助于我们对患者病情做到更好的掌控。 在您看来，对于我们这样的基因检测公司，未来需要做哪些努力，您有哪些寄语呢？韩正祥教授：MRD检测是很多公司近年激烈竞争的市场，但整体而言仍处于初期，相关指南共识、行业检测标准和前瞻性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和推进。对于公司而言，需要以负责任的态度来深度参与其中，在技术上MRD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要做的更高，检测报告要更加准确可靠。实际上，临床医生、检测公司、企业是一个大团队，需要齐心协力来做好这些工作，最后才能够真正让患者获益。 总结 总的来说，MRD的进步离不开每个临床专家和有责任心企业的探索与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坚持始终以患者为先，质量第一的理念，为患者带来更好的获益而努力的企业必定成功。阔然“开创性”全新Tumor-naïve + Tumor-informed MRD检测策略，通过液体活检底层技术的研发，做到不以牺牲MRD检测质量为代价来弥补技术缺陷，让每位患者都用最合适的靶标进行最准确的MRD监测。

病理诊断在肿瘤精准诊疗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病理检查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 随着病理形态和分型越来越复杂，医疗行业的需求逐渐由定性判断转为预测性诊断，而当前的行业结构并不完善。 一方面，传统病理诊断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临床的需求，传统方法精确度不足，且目前国内存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病理科的巨大潜力有待挖掘。 另一方面，肿瘤诊断病理的重点正从靶向治疗转移到肿瘤免疫微环境研究，当前的精准医疗技术尚存在局限性，无法满足临床需求。 比如，PCR虽然使用便捷，精准度高，但检测位点单一且通量有限，限制了其在医院的应用。NGS具有快速、精准、高通量等优势，已逐步渗透到肿瘤病理分子诊断领域，但囿于其技术成本高，诊疗精细化程度不足，也存在入院方面的痛点。 临床迫切需要新的方法出现，既能够兼顾多组学研究和使用成本，又能契合当前肿瘤免疫微环境的研究，还要利于产品入院，赋能病理科发展。 阔然生物作为下一代病理技术临床应用的倡导者，已深度布局基于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平台的下一代病理技术，解决肿瘤免疫微环境研究难题。阔然生物采取NGP+NGS并行发展策略，将更准确、更全面、更高效评估肿瘤免疫微环境，用于指导临床诊疗、免疫治疗疗效和预后评估。同时也将解决NGS入院难题，赋能病理科发展。 全析肿瘤微环境，NGP为肿瘤精准诊疗打开新突破口 近年来，以免疫检查点为治疗靶点的肿瘤免疫治疗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为人类抗癌史添加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成果。 然而，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仅限于一部分患者，且存在明显的个体化差异。如何提高免疫治疗疗效，扩大受益人群，成为目前肿瘤免疫治疗研究的焦点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将这种治疗结果的差别归于肿瘤微环境的异质性。 肿瘤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过程与人体免疫反应息息相关。除了关注肿瘤细胞本身，如果能够利用有效的技术手段揭示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构成和动态变化特征，必将成为免疫治疗的重要进展。 评估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检测技术有基因表达谱、流式细胞术和常规的免疫组化等，但这些检测技术仍存在局限。比如，转录组和流式细胞术可以分析肿瘤免疫微环境中的分子和细胞，但无法获得微环境中分子和细胞的原位空间信息。常规免疫组化能够获得细胞和分子的原位信息，但无法同时获得超过3种指标和细胞的原位信息和细胞间的相关作用信息。 随着多组学研究和肿瘤免疫微环境研究的临床价值深入人心，肿瘤精准诊断正在从NGS向以多重荧光免疫组化（mIHC）技术为代表的下一代病理（NGP）技术发展。 不同于常规免疫组化的定性分析，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在多标染色、光谱成像和智能分析等方面都做出了技术革新，克服了传统病理的单标和定性分析的局限，以及基因表达谱和流式细胞术无法获得蛋白和细胞的原位空间信息的技术缺憾，在分析肿瘤免疫微环境方面有其无法替代的明显优势。 通过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能够获得关于细胞组成和空间排列的多通道信息，从而对肿瘤微环境进行高维分析，更加深入地了解肿瘤的发生机制，也更有可能预测肿瘤对治疗的反应，精准筛查免疫治疗获益人群。 数字病理潜力显现， NGP有望快速实现落地 当前，在精准医学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诊断病理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数字病理，特别是其在组织生物标志物识别上的应用，已成为精准医学的关键基础。 目前，数字病理在生命科学研究市场的需求渗透率已达2/3，而在大型医院和参考实验室中则占据1/3。数字病理在临床需求方面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由于临床实验室和病理科室医生日益认识到数字病理的重要性，其需求正在增长。 另一方面，病理医师的短缺现象仍然严峻。目前我国的执业病理医生不足2万人，按照国家卫健委每100张病床配备1至2名病理科医师的配置要求计算，病理医生缺口超过9万人。病理资源分布不均、医生诊断时间长、效率低、超负荷工作等都是病理诊断行业面临的主要痛点。 病理医师的数量明显无法满足临床发展的需求，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前，病理诊断技术还没有实现颠覆性突破，以多重荧光免疫组化为核心的下一代病理技术在肿瘤免疫微环境研究方面具有核心优势，检测通量可控且无开机通量限制，还有现成的收费模式，有望快速在病理科实现落地，助推数字病理转型，赋能病理科发展。 基于此，阔然生物在行业内率先开展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的临床转化研究，并首创了NGP+NGS的整合共生模式，打造集染色、成像、分析于一体的下一代病理解决方案。 NGP与NGS技术相互补充，从DNA和蛋白质层面检测肿瘤预后、用药相关的分子标志物，全面评估肿瘤环境，可以确定最佳的治疗方案。NGP+NGP技术能够更准确更全面的评估肿瘤突变谱和免疫微环境相关标志物，在指导用药、疗效监测和预后评估以及新药研发方面都有独特的优势。 多重荧光免疫组化解决方案上市， 加速下一代病理产业化进程   早在2019年，阔然生物就开始在肿瘤免疫微环境分析行业上下游进行布局，并整合Kreep多色荧光染色试剂盒、Krast全自动染色机、KR-HT5高通量荧光病理切片扫描仪、KRIAS医学病理影像分析系统，形成了针对肿瘤微环境全方位分析的整体解决方案。 首先，该方案中的多色荧光标记允许在单一样本上标记多种目标，从而揭示肿瘤微环境中的深度信息。通过数字病理学的理念，可以利用先进的成像技术和荧光标记的多通道信息，同时检测多个生物标志物，实现对肿瘤微环境中不同细胞类型的精准定位和鉴定。 其次，配合KR-HT5的多光谱重叠拆分技术，可以获取到高质量、高解析度的图像。数字病理学的理念强调了图像数字化和高通量成像的重要性，通过多光谱成像技术，可以同时获取多个荧光通道的信号，获得更全面、细致的肿瘤微环境图像，进一步揭示其中的细微变化和相互关系。 最后，KRAIS智能软件分析的应用，可以有效地处理和分析这些复杂的数据，把大量图像转化为可解析的信息。数字病理学的理念借助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能够对海量的图像数据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和解读，帮助病理医生发现潜在的生物标志物、病理特征和治疗指标，为科研及临床提供更深入的洞察和精确的结果。   目前，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平台已在多个临床应用场景中展现出潜力，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比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理学系朱虹光教授就曾表示，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可以帮助筛选更精准的免疫治疗获益群体，真正提高患者在免疫治疗中的有效获益，同时极大节省医疗费用支出。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肿瘤科主任周彩存教授认为，通过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平台不仅可以看到PD-L1、PD-1的表达，还可以看到各类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表达及其空间位置关系，掌握的生物学信息越多，对临床的帮助越大。 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的消化病理亚专科带头人汪春年教授在此前的分享中提到，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是近几年来研究的热点技术，在消化道的肠癌、胃癌、食管癌领域都有不同方向的研究成果。 目前，阔然生物的全新多重荧光免疫组化解决方案即将全面上市，标志着中国在肿瘤微环境研究中的领先地位，也进一步推动人类在抗击癌症的征程上迈出新的步伐。 根据共研网《2022年中国免疫组化产业链及市场规模分析》数据，2020年全球免疫组化市场规模30.56亿美元，2021年约为33.75亿美元，2022年达到36.82亿美元。中国免疫组化市场规模在2020年达到27亿元，2021年约为39.55亿元，2022年增长至44.69亿元。 同时，2021年3月弗若斯特沙利文发布的《中国创新生物药市场研究报告》数据显示，预计2025年中国PD-L1/PD-1抑制剂市场规模可达90亿元以上。根据我国五大单抗药物年治疗费用对比，每个患者平均年治疗费用约为18万，可测算得出2025年我国PD-L1/PD-1用药人数约为50.06万人，2025年NGP在PD-L1检测这个细分领域的临检市场容量约为20.02亿元。 虽然未来市场空间潜力很大，但目前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还正处于从科研向应用转化的关键阶段。阔然生物多重荧光免疫组化解决方案的全面上市，将加速下一代病理的产业化进程，推动肿瘤精准诊疗再升级，赋能病理科发展。 未来，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或将成为继NGS之后，病理科的下一个应用增长点。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如阔然生物这样的企业，联合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科研机构、药厂等行业各方，共同推动下一代病理的行业共识和标准化开展，加速技术的产业化落地。 注：文中【我国五大单抗药物年治疗费用】是根据百时美施贵宝、默沙东、君实生物、百济神州以及恒瑞医药的年报数据测算，将五大单抗品牌的销售额与治疗费用进行测算并对比得出。

为了总结和归纳脑肿瘤治疗领域的临床研究、综合诊疗和规范化、个体化治疗的新进展，规范脑肿瘤分子诊疗、推动脑肿瘤患者临床诊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精准医学在脑肿瘤的应用，助力新诊疗方案的推广，【脑肿瘤精准诊疗前沿峰会】于6月10日在徐州阔然医学检验实验室阶梯会议室圆满召开，本次会议邀请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宫晔教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于如同教授共同担任大会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盛晓芳教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陶荣杰教授担任特邀嘉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葛建伟教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章龙珍教授共同担任大会主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林庆堂教授、东部战区总医院王强教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徐晓婷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华领洋教授分别做主题演讲，会议同时邀请了苏州大学附属独墅湖医院黄煜伦教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穆春雷教授、东部战区总医院潘灏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朱凤平教授、山西省人民医院王春红教授、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郑侠教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张慧教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孟庆明教授、徐州市中心医院张伟教授、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唐勇教授、徐州市儿童医院李政委教授、，上海冬雷脑科医院王威教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苗发安教授、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汤计磊教授就脑肿瘤精准诊疗最新进展，展开多视角、多领域的深入交流与探讨！ 开场致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宫晔教授致辞 会议伊始，大会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宫晔教授对参加此次会议的各位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宫教授提到胶质瘤是最开始进行分子研究也是最早被指南所推荐进行分子诊断。脑膜瘤在临床上被认为是最常见的良性脑膜瘤，预后很好，手术切除以后进行常规随访。但是根据华山医院的实际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脑膜瘤复发率较高，部分解剖学位置更容易发生复发。目前脑膜瘤的分子研究也越来越多，对于分子标志物在脑膜瘤中的意义也研究的越来越明确，去年发表了脑膜瘤专家共识—脑膜瘤分子诊疗专家共识(2022版)，这表明脑膜瘤也将进入精准诊疗时代。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于如同教授致辞 来自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于如同教授也做出了精彩致辞。于教授代表徐州和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欢迎各位教授来到徐州参加这次会议，同时也感谢阔然基因给神经学科同事一个机会一起在线下进行交流，实现思想碰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附属盛晓芳教授致辞 胶质瘤的分子诊断应用到临床对于临床患者的意义很大，今天借由这个机会进一步共同来探讨临床需要解决的问题，让我们能更好的解决临床患者的问题。 接下来进入学术交流环节，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林庆堂教授，东部战区总医院的王强教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徐晓婷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华领洋教授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带来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国际前沿 与时俱进  第一环节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葛建伟教授主持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治疗脑胶质瘤的历史、现状与挑战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林庆堂教授给大家带来嵌合抗原受体T 细胞（CART）治疗脑胶质瘤的历史、现状与挑战这一讲题，林教授介绍CART治疗最开始是在血液肿瘤中应用，也列举了在白血病中的临床试验和相关案例，基于现有研究CART治疗在血液病中已经得到了获批，对于实体瘤中目前还是处于临床探索阶段。CART治疗是一种免疫治疗，免疫治疗的核心原理是激活机体的免疫反应，增强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反应达到抗肿瘤疗效。通过对人体免疫反应介绍进一步阐述了CART细胞改造的演化史和CART治疗的优势。目前针对胶质瘤CART治疗也进行的如火如荼，林教授介绍目前针对胶质瘤EGFR VIII、GD2等特异性CART细胞治疗，同时也介绍了自己团队在胶质瘤CART治疗中的一些研究和案例。提出在实体瘤中CART治疗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肿瘤细胞异质性、CART细胞的弥散、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临床反应的解读与判定这四个方面。 苏州大学附属独墅湖医院黄煜伦教授提到对于CART治疗目前团队也在进行相关临床试验研究，但是临床上不同患者对于CART治疗的疗效是不一样的，团队目前想进一步了解分析临床患者的免疫微环境以了解患者疗效差异的机理。同时为了进行实时监控，目前按团队也在做一个工作，就是对于脑脊液中的蛋白进行分析。目前对于CART治疗在胶质瘤中的应用总体上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穆春雷提到CART治疗在胶质瘤中的应用对于很多外科医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胶质瘤的治疗首先是开刀，后续根据胶质瘤的级别制定胶质瘤后续放化疗或者靶向治疗、电场治疗等治疗方案。CART治疗在胶质瘤中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也是一个新的尝试，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 东部战区总医院潘灏教授提到CART治疗在胶质瘤中的应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目前还是处于学习阶段，个人理解对于CART治疗主要的核心就是如何选择合适的靶点。一个合适的靶点可能会给研究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低级别胶质瘤的分子分型 东部战区总医院王强教授带来低级别胶质瘤的分子分型讲解，这个讲解由WHO指南结合临床上实际案例和自己的学习体会进行归纳总结。WHO CNS 5指南相较于上一版指南，改动非常大。在胶质瘤部分将胶质瘤分为儿童胶质瘤和成人胶质瘤。王教授针对指南提到的各个胶质瘤亚型结合临床实际案例进行具体阐述。最后王教授也提到最新指南对于胶质瘤有一个很大的改动，但是在临床上还是会出现一些无法进行分子分型的胶质瘤，这表明还是有一些新的亚型在未来的研究中被发现。 在学术交流讨论环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朱凤平教授提到低级别胶质瘤相对来说生存期是比较长的，目前的治疗方案是手术还有综合治疗为主，通过分子诊断对胶质瘤进展精准分型，指导后续治疗方案。其次针对胶质瘤的临床药物试验也越来越多，通过分子检测进行靶向药物筛选，对患者进行精准诊断治疗。 山西省人民医院王春红教授提到对于胶质瘤的精准诊断是有利于临床的治疗，这一点无论对医生还是对患者都是很有利的。朱教授提到了目前基因测序在临床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所以还有很多需要努力。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郑侠教授提到随着NGS的普及，胶质瘤的分子分型指导肿瘤治疗已经进入临床，对不同级别的胶质瘤患者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才能实现精准治疗。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张慧教授提到随着分子检测在临床上的普及，临床上的胶质瘤患者在手术后会进行分子检测，最后结合病理进行综合诊断。 第一环节总结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盛晓芳教授总结：对于胶质瘤的临床分型和分类是在不断的进化更新，这些更新也是对胶质瘤进行更精准的诊断，除了明确诊断外，更需要着眼于胶质瘤的治疗，将分子检测和现在的治疗手段结合在一起，比如说肿瘤靶向药物。需要把临床上实际需求和肿瘤基因检测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指导患者的治疗。                                                                   临床实践 案例精进